第525章 “文化太可怕了”(1 / 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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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您说什么?”

“电视剧?”

郑晓龙有些错愕。

因为在他看来,江弦那是搞文学的人物,搞电影的人物。

这年头,文学和电影那是文艺界的重头戏,最受大众瞩目。

换句话说就是红海,市场一片大好,竞争那叫一个激烈。

他们电视剧呢?

那真是蓝海一片,和电影、文学这些文艺主流一比,实在是不被待见。

没办法,电视剧这个概念现在在国内实在是太模糊了。

他们京城电视艺术中心拍过几部电视剧,像是《矿长》、《头发的故事》,这些片子,与其说是电视剧,倒不如说是电影。

形式上太像电影了。

原因也很简单,电视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,像林汝为,也就是《四世同堂》导演,这些人都是来自长影厂、西影厂以及各个电影厂的。

他们本来就是拍电影的,自身也有拍电影的能力,但是为了回京城,想进北影厂又进不去,因此只好“屈尊”来到这个电视艺术中心,都集中到了电视艺术中心这儿。

电视剧是什么,他们也不太明白,也是试着去接触,因此拍出来的东西形式上就更像电影。

话又说回来了。

这些人搞电视剧,那都是被逼无奈,实在没办法拍电影,没有谁是能拍电影非要来拍电视剧的。

但是江弦不一样。

郑晓龙打包票,江弦的电影绝对是抢手货色,他想找人合作一部电影,各大电影能跑到他们家把他们家门给挤破了,但他居然主动来掺和电视剧的事情。

这就很不可思议。

“您说合作电视剧?具体是怎么合作?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江弦慢悠悠的开口:“你也知道,我现在管着现代文学馆这一块儿,我在那儿又搞了一个影视创作中心。”

“影视创作中心?”

“对,叫海马。”

江弦大概给郑晓龙讲了一下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成立的过程,“我们也是小单位,电影这东西肯定是玩不起,那就只能找你们搞电视剧的合作合作,看看有没有可能一块儿弄点儿东西出来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郑晓龙一听编剧原来不是江弦,而是他请来的一群作家,心底就有点儿失望。

不过听了一下,这些人名头倒是不小,大有来头,尤其是其中还有王硕这么一号。

郑晓龙不仅认识王硕,还很熟。

之前王硕发表的《空中小姐》这小说就被他相中了,想拿来拍部电视剧,剧本他亲自操刀。

不过这会儿的创作主流强调的都是政治性,比如题材方面,得是革命英雄、先进人物、好人好事.但是郑晓龙想的不一样,他就想强调故事好看,想拍讲普通人的生活,讲普通人情感的电视剧。

因此,他这个《空中小姐》一弄出来,立马掀起了很大争议。

因为这是个纯爱情故事嘛,有领导看了这个剧本,就质问他,意义何在,这部剧能代表什么?郑晓龙说,人类美好爱情难道不是意义吗?难道不应该歌颂吗?不过还是得不到中心领导的不认可,他只好越级找上面的领导。

毕竟现如今整个社会的氛围都在讲解放思想,努力向外看。

文艺作品也正在大量百花齐放地涌现出来。

他们这种年轻的创作者,心底总是想跟时代接轨的,也总是想去挣脱一些什么。

《空中小姐》胎死腹中,不过王硕的作品还是给郑晓龙留下了很大印象。

此刻一听江弦说到王硕,郑晓龙便一下子对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来了兴趣,觉得这个海马肯定不一样,有王硕在,那保准不可能搞出什么太思想禁锢住的东西。

“什么电视剧,您详细聊聊?”

“情景喜剧你知道么?”

“情景喜剧?”

“对。”

“哎呦,算是耳闻过.”郑晓龙没出过国,但是从一些书上和资料上看到过一些关于情景喜剧的介绍,但是具体是怎么样,他就不大了解。

“基本上都是些家庭的琐碎事儿,场景通常有一个中心场景,三面是实墙,然后摄像机和观众就在敞开的‘第四面墙’外,然后大部分情节都在这个中心场景里头发生。”

“.”

见郑晓龙仍旧不理解,江弦只好继续举例。

“你就想象咱们俩面前现在不是一面墙,是一台摄像机,拍的就是咱俩说话的场景,然后这部电视剧有百分之九十的剧情,都在这个场景里发生。”

“噢~”

郑晓龙大概懂了,“这就叫情景喜剧啊,那这个好,这样拍摄的话,制作成本会降低很多。”

他也很快想到,情景喜剧,江弦主要给他介绍了情景,但是没怎么提喜剧俩字。

“江老师,如果我没误会你的意思,情景喜剧、情景喜剧,那你们要做一部喜剧对吧。”

“对,喜剧,围绕着咱们老百姓的家长里短来编这个故事。”

“哎呦,喜剧”

郑晓龙摩挲着下巴。

喜剧这种形式,在电影里可能出现的比较多,但在电视剧里还真没怎么出现过,或者说就还没出现过。

“这可真大胆,咱们国内的电视剧从没搞过这些,真要是做了,那就是.”

“开先河了。”

江弦笑眯眯的说道:“怎么样?有没有胆量和我试一次。”

“这我.”

没谁是一腔热血一忽悠就来劲敢跟着赌一把的。

郑晓龙虽然没结婚,没有家庭的负担,但也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。

这电视剧成了还好,成不了,那上面肯定第一个拿他是问。

毕竟电视艺术中心是个破落户,资金有限,每拍一部电视剧用的都是自己为数不多的家底。

“江老师,我可能得考虑一下,你给我一点时间。”郑晓龙道。

“没问题。”

江弦非常理解他,笑眯眯的拍拍他的肩膀,“这样吧,过几天我再过来一趟,到时候我先给你看看剧本。”

郑晓龙一听这话,登时惊讶。

“剧本已经写好了?”“还没。”

江弦摆摆手,“催一催的话,他们应该能把前面写出来,没听过那句话怎么说的么?”

“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,只要你愿意挤,总还是有的?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是哪句?”

“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歇。”江弦一脸平静道。

郑晓龙这一等,1986年仅存几天的12月就过完了。

眨眼来到了1987年。

这一年被称为“国际住房年”,联合国搞的,意在提高对住房问题的关注。

这事儿咱们国家很重视,还专门出了一套《国际住房年》纪念邮票。

这事儿也足够深入人心,后来有个电视剧叫《我爱我家》,每集结束之前还会有数分钟的“我家花絮”,就是一些ng的镜头剪辑,还有和“我爱我歌”,就是主题mv作品,另外在片头会有一行字幕:“献给国际住房年”。

就在这样全国人民喜迎“国际住房年”的氛围里,1987年第一期的《当代》发行了。

朱琳还没读过《顽主》这篇小说,正巧前往欧洲,干脆带了一册1987年第一期的《当代》准备在飞行的路途中看。

这次去欧洲的中国剧组成员很多,不过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位是苏聪。

苏聪这会儿其实有点尴尬。

最开始,贝托鲁奇和托马斯找了两名作曲家给《末代皇帝》作曲。

一位是给电影《阿拉伯的劳伦斯》配乐的莫里斯.贾尔,此君后来还配过《人鬼情未了》。

另一个就是苏聪了。

苏聪不算什么有名的音乐家,他是一名留学生,在德国,参加艺术节、国际作曲比赛,拿了不少奖,但钱没挣多少。

偶然一次,他在《综艺》杂志上,看到贝托鲁奇找电影配乐,于是让他签约的出版社寄了一些作品给老贝。

一年内杳无音讯,苏聪都快把这事儿忘了,结果过了一年,正准备读博的他突然接到京城打来的电话,说电影要开拍了,请您火速来京。

苏聪因此来到了《末代皇帝》的剧组。

可是麻烦很快来了,苏聪和莫里斯俩人的作品版权,因为早都签给了出版社,对托马斯而言,等于说少了一笔电影音乐版权,这就让托马斯觉得吃了个大亏,很不划算。

贝托鲁奇干脆找上了坂本龙一,让他写的话,版本全都能拿到手里。

莫里斯.贾尔听说了这件事,一气之下干脆扬长而去,剩下个苏聪。

他走也不是,不走也不是。

一番纠结之后,苏聪还是想珍惜这次配乐的机会,觉得拍中国的电影应该至少有一首曲子是中国人制作的,于是留在了剧组里,而且十分认真。

他读了很多文献,走访了许多学者,老贝要求很多,音乐要写得有东方风情,还得有现代感,但是只给了苏聪一个文学剧本,让他时不时去片场看拍摄,闲下来就拉他讨论,苏聪只能白天看场景,晚上回去写,写了很多片段,大概有四五稿。

这次去欧洲拍摄,他同样跟着。

看着周围异样的目光,就像是在看一块儿狗皮膏药,苏聪自己心里也不好受。

其实他也想过离开。

而且他这么做,早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,出版社和经纪人都认为他这是在浪费时间,在挥霍自己的才华,在做没有结果、没有意义的事情。

包括家人、朋友,也都劝阻过苏聪,让他不要再在《末代皇帝》这儿耽误自己。

苏聪说不明白。

他想坚持。

他就是犟。

他就是想留在《末代皇帝》的剧组里,哪怕其他人都反对。

心烦意乱间,苏聪从脚下的包里抽出几册上飞机前刚买的刊物。

放在最上面的《当代》吸引住了他。

准确的说,是写在《当代》封面上的一句话:

“文化太可怕了,像食物一样,不吃,死,吃了便被它塑造了”

只一句,便给苏聪吸引到了。

他确认一眼。

嗯,《当代》!他对《当代》有刻板印象,觉得这部刊物发表的,更多是些英雄事迹、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。

苏聪还听一个作家朋友和他聊过,说以前他的文学观念非常错误,认为文学就是虚构,虚构就是说假话,当然了理论家们、编辑们不这么说,他们管这种叫作艺术真实,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,艺术的升华,给人以希望和方向啦。

那时候这个作家在《当代》和《当代》的主编秦兆阳谈过,因为他的一篇小说后面没有结尾,秦兆阳就说这个主人公总要有归宿呀。

“我的人物没归宿,只写了他那点事,写完就完了,我哪知道他的归宿?”

那位作家说,自己动笔时就不知道,所以一直到完稿时也没想出归宿。

秦兆阳说这样可不行,你这个人物要升华,要给人以意义什么的。

他当时说的话比这说得还寒碜,什么要塑造一个新人,而那位作家那时也不知道小说该是怎么个写法,经他一点拨,似乎明白了点儿,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——

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,要给人希望。

可这光明和希望在哪儿?那就只能自己编了。

所以那个结尾完全是生生制造出来的。

这桩事是苏聪记忆里的一个笑谈,一次茶余饭后聊天听来的趣事。

当时作家的口吻带着点儿讽刺的意味,对秦兆阳的评价也不算太高。

苏聪不是作家。

这事儿听听就过去了。

可这也无形中组成了他对《当代》刻板印象的一部分:

都是些“光明和希望”的小说。

而从封面上这句话看来,这回的《当代》,似乎很不一般!文化太可怕了,像食物一样,不吃,死,吃了便被它塑造了这话,既不光明,也不希望。

带着几分好奇,苏聪翻开这一册《当代》,这才发现这册《当代》竟然只发表了一篇小说,还是一位熟人的小说:

江弦。

在剧组里,苏聪也见过江弦几次,为了作曲顺利,还和他聊过一些剧情上的内容。

没想到一眨眼,就在《当代》上读到了他的小说,还是这么隆重的一期专号。

这位作家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,比他想象的还要高出许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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